AI手机助手解锁智能交互新体验 多款主流应用限制登录引争议

　　AI手机助手解锁智能交互新体验 多款主流应用限制登录引争议

　　专家：完善行业规范护航技术合规发展

　　AI技术的飞速迭代，正将影视作品中“智能助手包办生活琐事”的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12月1日上线的豆包手机助手，作为与中兴通讯合作、搭载于努比亚M153机型的定制技术展示“工程机”，已实现语音指令下单外卖、订机票、跨应用处理复杂事务等功能，有望从传统“附加工具”升级为接管手机交互核心的“系统级伙伴”。然而，这款上线不足一个月的智能产品，却因遭遇多款主流App登录限制引发行业热议。

　　AI手机助手的技术价值何在？平台限制是否具备合法性？数据安全又该如何筑牢防线？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展开采访。

　　效能提升

　　从“辅助工具”到“智能管家”

　　相较于传统手机助手仅能完成定闹钟、查天气等基础指令，豆包手机助手已具备多场景复杂任务处理能力。

　　记者实测发现，用户只需发出语音指令，该助手便可自动调用不同App，完成比价购物、订餐下单、行程规划等一连串操作；还可以根据关键词在招聘软件上自动搜索合适的岗位并批量投递简历，甚至可自主关闭或等待App开屏广告结束、为外卖订单智能凑单等。

　　记者注意到，在用户交流群中，有人使用豆包手机助手在购物App刷视频领“金币”，在短视频App获取流量激励，以及尝试让AI代打手机游戏。针对这些行为，豆包官方已及时作出功能限制。其表示，部分App厂商推出激励机制旨在鼓励真实用户主动交互，而游戏竞技场景需保障公平性，因此暂时下线相关场景的AI操作权限。

　　事实上，AI手机助手并非豆包首创，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此前均已尝试通过INJECT_EVENTS权限，实现一些特定场景的操作手机任务。例如，通过语音指令定闹钟、打开某个App等。

　　在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吕鹏看来，智能社会背景下，智能体(Agents)的规模化应用已成为趋势，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但也存在进一步改进的方向。以智能手机为例，其每天运行数量庞大的各类App和智能体应用，在各个智能应用之间开展调用也会浪费很多时间。而AI手机助手可有效打通多个App间的操作壁垒，通过自动判别用户意图、生成执行流程，必将大幅提升使用效能与操作便利性，同时延伸AI产品的价值链，是AI领域的重大应用创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张钦昱进一步指出，AI手机助手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为用户“减负”，使其更专注于进行创造性活动。例如，举办研讨会时，AI手机助手可包揽流程梳理、会议记录、内容归档等事务性工作，让参会者全身心投入核心议题研讨，为创新思维的碰撞创造空间。

　　权限争议

　　用户授权后平台限制是否合法

　　记者在实测中发起“下载常用App”指令，手机随即弹出提示词“允许AI操作手机吗 允许 始终允许 拒绝”。获得授权后，AI手机助手接管手机，完成20款生活类应用的下载。

　　后续操作中，记者发现，多数应用可实现AI正常登录与操作；部分App出现无法登录的情况，另有一些App支持手动登录却禁止AI接管。

　　用户使用AI助手操作手机，在得到授权后，相关App仍禁止接入，是否合理合法？

　　张钦昱认为，此类限制或构成不当的平台封禁，侵害用户自主选择权。从反垄断法层面来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若无正当理由，不得在交易时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而第三方软件禁止用户通过AI通用助手访问平台服务，相当于在服务协议中增设限制性条款，若无法举证限制行为的正当性，便可能构成违规封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角度分析，用户有权自主选择是否使用AI助手服务，第三方软件若通过格式条款代替用户作出选择，相关条款应属无效。

　　吕鹏也提出，个体在用户知情同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一个通用智能助手(Agent)去调用和访问另外一个或多个App、智能体的自主行为，是合理、合意、合法的行为，不应受到任何App背后的技术提供方、资本方、利益方的限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则提出，判断 App限制行为的合法性需分场景讨论，核心要考量四大维度：AI助手是否明确披露机器人身份、是否存在规避平台技术管理措施的行为、是否干扰平台服务正常运行、数据获取与处理是否超越权限。App能否禁止接入，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各方利益间实现平衡。

　　合规路径

　　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技术发展

　　记者注意到，随着AI手机助手的推广应用，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及引发信息泄露的风险，引发了公众的担忧。

　　对此，豆包手机助手于12月5日发布公告，明确对刷分刷激励、金融类交易使用、游戏类使用三大场景进行功能限制。同时强调，在AI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需要用户提供额外信息，或涉及支付等高敏感环节时，将通知用户手动处理，以保障安全。

　　在张钦昱看来，AI通用助手在对授权操作和信息使用进行披露的前提下，由用户主动授权启用，并未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知情—同意”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若AI通用助手访问第三方软件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无需取得个人同意。例如，AI通用助手对于用户的旅游路线规划，若不访问用户实时位置，或难以实现。

　　吕鹏从技术层面分析认为，AI手机智能助手的工作逻辑主要是调用不同App的输出与输入结果(例如偏好、时间安排等片段信息)，其核心逻辑是一个个体行为意图推断、执行的算法，其本身不太可能造成严重的信息泄露风险，因为信息的主要存储主体是各类App，手机助手存储的则是片段性、阶段性信息。

　　AI手机助手如何实现长效发展？

　　张钦昱提出，开发者须切实履行过程控制义务，将AI通用助手的操作范围限定于常用事项、程序性事项等非敏感事项，保留用户对敏感操作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最小使用、数据加密等手段保证用户数据安全，避免对第三方软件的影响。开发者可借助算法设计，使AI通用助手在操作期间，持续通过屏幕光晕、灵动岛提示用户，保证用户可以随时暂停操作，并在面临确认协议、登录、支付等敏感环节时，均交由用户接管控制。

　　“对于数据安全，开发者可以将数据使用目的限制于临时的必要使用，仅在执行用户指令所需的最短时间内处理数据。AI通用助手在数据处理失当行为未被发现时，可能产生风险隐患。开发者应当履行持续管控义务，通过算法设计等手段，保障AI通用助手事后风险隐患的清理。例如，任务完成后，AI通用助手应当及时自动删除原始数据，主动呈现操作记录，保障用户知情权。开发者还需定期核查此前的数据操作记录，检查是否有未发现的风险点。”张钦昱说。

　　吕鹏则强调，技术发展需坚守“人的主体性”，确保用户始终拥有操作的最终决策权。在发展AI手机助手的过程中，需要监管方、生产商、App技术方协同构建通用智能体的交互协议，实现跨App的安全联动。同时，制定国家标准，明确通用智能助手与各App间的数据边界、互动程度、联动模式，让“技术多跑路、让机器更懂人”，确保不同App、各智能体间的顺畅“丝滑”联动，协力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使用体验。

　　受访专家均认为，当前AI通用助手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服务对象多为行业从业者与技术爱好者，整体风险可控。未来若要实现大规模推广，应通过强化开发者合规设计、完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等多重举措，让技术创新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法治日报 记者 张守坤)